她一到，就马上怀孕了。他们的长子胡祖望1919 年3 月16 日出生，离江冬秀到北京和胡适团聚，恰恰是怀胎所需的九个月。不但如此，三年之间，胡适跟江冬秀接连生了三个孩子，一年一个；祖望生于1919 年、素斐1920 年、思杜1921 年。
图11江冬秀与三个孩子的合照，胡适在1923年3月寄赠韦莲司；自左至右：素斐、思杜、江冬秀、祖望。胡适纪念馆授权使用
胡适在当年七八月的家信里，已经屡屡在报告江冬秀“头晕”、“呕吐”、“上午更重，下午见好些”的征状。到了9 月上旬，他终于报告江冬秀“大概是‘病儿’。”等母亲来信催问他怀孕是否属实，他回信说“此时已过了三个多月，大概可信。但我们都是没有经验的，故不敢十分决定。”1这一段时光，是他们的二度蜜月。他要江冬秀做阔头鞋放脚，“现脚指已渐放开，甚可喜也。”2平时喜欢开夜车的* 胡适，江冬秀来了以后，不得不加收敛。他在给母亲的家信里，表面上看起来是在向母亲抱怨，实际上，是诉说他骨子里欣喜的情怀：“自冬秀来后，不曾有一夜在半夜后就寝。冬秀说他奉了母命，不许我晏睡。我要坐迟了，他就像一个蚊虫来缠着我，讨厌得很！”1对胡适来说，江冬秀“像一个蚊虫来缠着”他的感觉，至少在新婚的阶段，自有它打情骂俏的喜悦感。这种喜悦感似乎延续了几年。比如说，1920 年12 月17 日，是阴历十一月初八，是胡适的阳历生日，又刚好是江冬秀的阴历生日，胡适说是“百年难遇的巧事”，就写了一首《我们的双生日》（赠冬秀），作为纪念：
他干涉我病里看书，常说，“你又不要命了！”我也恼他干涉我，常说，“你闹，我更要病了！”
我们常常这样吵嘴，——每回吵过也就好了。今天是我们的双生日，我们订约，今天不许吵了。
我可忍不住要做一首生日诗，他喊道，“哼，又做什么诗了！”要不是我抢得快，这首诗早被他撕了。”2
夏志清以这首诗为证，说虽然这是一首幽默诗，但它充分地说明了胡适和江冬秀在“精神上毫无默契”。3这种说法有两个缺点。第一，它只停留在字面的理解，全然不理会文字有它双关、影射、和隐喻的灵活性。第二，它完全忽略了人的心灵与七情六欲是多面向、复杂、甚至矛盾的。即使步入老年以后，客居纽约的江冬秀是像夏志清所说的，老打麻将、“不会说英语”、“停留在看武侠小说的阶段”，但这并不表示年轻、新婚时期的江冬秀就没有她吸引胡适的地方。且不说胡适这首诗摆明着是“赠冬秀”，有他对他俩恩爱的纪念。更重要的是，胡适在这期间，还发表了他给江冬秀的情诗。比如说，下边所引的《如梦令》中的两首，是1918 年8 月写的。1那时，江冬秀刚到北京和他团聚，是他们的二度蜜月。其所描写的，是他俩一起回忆一年前胡适初返国门，想见江冬秀，却吃到闭门羹的往事。胡适不但以月亮为他们的卿卿我我作见证，而且勾勒出江冬秀从羞赧的闺女，蜕变成为一个娇嗔自若的少妇的轨迹：</p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