即使胡适与江冬秀的婚姻，像大多数的婚姻一样，争争吵吵地过了一辈子；即使他们也曾因胡适的婚外情而有过危机，但他们除了有新婚时期的甜蜜以外，自有他俩所自知的恩爱与感激。1923 年8 月，胡适名义上是带着病弱的侄儿一起在杭州烟霞洞养病，实际上则正跟曹诚英过着他们的“神仙生活”。当时仍不知情的江冬秀亲密地写信告诉胡适：“我今天那［拿］了你寄把［给］我的扇子，我偶然想起今天又是七月七日了［按，是指阴历］。这两首诗还是我们六年前和五年前的事。我们前五六年前，多没［么］高兴。这几年来，我们添了三个儿女。你老了十五岁年纪了。我这几年把你们的病，把我的心受惊怕了。望你这次叔侄两个把病养好了。我们从此依［以］后，快乐兴致都有了。”1即使胡适有过与曹诚英这件几乎造成婚变的婚外恋，江冬秀仍然不改初衷。1927 年1 月底，离他们阴历结婚十周年的日子快到了，江冬秀写了这么一封信，亲密地对着胡适说：“利［离］十年的结婚纪念日不远了。我想今年你在京，我们好好的请点朋友来吃吃酒饭、热闹……我们两人亲密一下，回复十年前的兴味，你可赞成吗？一笑。”2
毫无疑问地，胡适与江冬秀之间存在着无可跨越的鸿沟。这不只是在学术、思想方面，还包括在人生、感情的体认上。就像他在1926 年的一封家信里所说的：“有些事，你很明白；有些事，你绝不会明白。”谈到他与江冬秀因为徐志摩和陆小曼的婚事而起的勃谿，胡适说：“少年男女的事，你无论怎样都不会完全谅解，这些事，你最好不管。”3然而，就像我在上一章所分析的，胡适早在留学时期就已经确认了他的“择偶之道”。他老早已经认定夫妻要在知识上能互相唱和，简直比登天还难。所以，他的结论是：“若以‘智识平等’为求耦之准则，则吾人终身鳏居无疑矣。”胡适并不觉得这有遗憾的必要：“智识上之伴侣，不可得之家庭，犹可得之于友朋。”对胡适来说，他的唱和圈是在友朋之间，爱情与知识上的唱和，两者若能兼得，固然是一美事；如若不然，他也不会因而为之叹惋。事实上，他跟韦莲司的关系，在有了肉体关系以后，反倒在知识上的唱和变得极为有限。这个中原因当然相当复杂，其中包括他们在学术与人生境遇上的殊途，地位大相悬殊，渐行渐远。然而，与此同时，我们甚至可以说胡适在情人身上所在意的，并不是知识上的唱和，而是慰藉。这点，我在第五章描述他的星星时会再进一步分析。
胡适对江冬秀也有他的情、爱、与感激，虽然他后来的生命中有过好几个江冬秀以外的月亮和星星，他还是常常惦记着她。比如说1937 年11 月中，他在美国的时候，在给江冬秀的信里说：“月亮快圆了，大概是十二三夜，我在旅馆的十四层楼上看月亮，心里想着你，所以写这封信给你。”1 1939 年11 月中，在华盛顿当驻美大使的胡适，想到他们两人的生日快到了，在旅馆写信给江冬秀，心里有无限感慨。他说：“我们徽州人有句俗话，说‘一世夫妻三年’。我们结婚二十二年，中间虽有远别的期间，总算是团聚的时候多，别离的时候少。”2胡适以从前出外经商的徽州商人，一世夫妻只有三年团圆的时光为例，希望江冬秀要想得开。1940 年5* 月下旬，他收到了江冬秀托人给他的一箱衣物，其中有一件棉袄。几天以后，胡适把那件棉袄拿出来穿上：“今天有点凉，我把你寄来的红绛色便袄穿上。我觉得右边袋里有什么东西，伸手进去一摸，摸出了一个小纸包，打开一看，里边是七副象牙挖耳。我看了，心里真有点说不出的感情。我想，只有冬秀想得到这件小东西。”3
胡适对江冬秀的热情，那新婚时期“十二月卅夜月，妳和我人儿一双”的激情，随着时日而快速消逝。1920 年代，他才三十出头。在学术、艺文界的声望如日中天，一表人才的他，是众多异性仰慕的对象。自诩颇能自持的胡适，仍不免于桃花。他一生中最为缠绵、最为淋漓尽致的一段情就在这个阶段里发生。</p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