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5章
没进这个学校之前，我对大学存有一种幻想，类似于性幻觉的东西。我讨厌中专，讨厌原来的生活。
我想起中专里一位教英语的女老师，她的年龄很小，胸大腿细，是个漂亮的细腰。我和马超余亮上课的时候总喜欢找她问些问题。我问她问题的时候总喜欢先打一声响指，说：“嗨，过来，过来。”那小妞就轻飘飘得像一株会走路的芦苇向我移来，然后俯身抬臀，面露微笑，说：“王梓同学，还有什么要问的吗？”马超余亮就在旁边高高仰起头，向小妞的“敏感地区”扫射目光，这俩小子的动作极像两只营养不良的非洲鸵鸟。等到下次，就是马超打响指，说：“嗨，过来，过来。”等那小妞向这边移来，我和余亮就又成非洲鸵鸟了。那小妞先是温柔了一个月，后来就冷酷下来，原来学校拖欠了工资，她就不再上课，上课时间就背着手站在讲台上，冷冷地说：“自己看吧！”
我看着她的嘴，从她的嘴里刮出一阵吉列刀片般刺骨的小风，飕飕的，夹杂着碎冰残雪。这时候我打响指她就不再过来，即使我吹着小号打着鼓她也仍然保持静止姿态，且全身封锁得严严实实，寸肉不露了。
我后来进入这个大学，结果，我竟分不清这群教授和我中专里的老师们孰优孰劣了。我甚至有段时间认为我中专里的老师要更好一些，他们带头打架，说明他们年轻体壮有胆量。这里的老师规规矩矩，老老实实，上课时念讲义一字不漏，眼带倦容，头发稀少，焉头耷脑。听他们讲课，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，好像在温暖舒服的春风中悠然睡去。等到后来，竟到了不听教授讲课就不能入睡的地步。我想，这群老家伙闲着没事的时候一定练过催眠术，就为了讲课时眠倒众人。
因为我把上课时间全部贡献给了睡觉事业，所以，即将到来的演唱会使我兴奋和疯狂。当然，和我一样疯狂的还有寝室的几个人。我后来惊讶地发现，这个寝室里的人居然从未学习过，等我大三毕业的时候我已经后悔地想找列火车把自己碾死了，仰天长啸，叹交友不慎。
马超平时不看书，或者说根本就不看，这小子的文化水平仅限于七八岁时看过几本小人书。余亮看书最多，但多看黄书，受黄毒迫害至深。他看这种书已经达到了某种境界，即拿到一本从没看过的黄书，只需唰唰翻上几页，即可找到特珠描写。手法之娴熟，动作之敏捷，让人叹为观止。佳伟只看军事方面的书，喜欢研究诸如有一天中国与美国开战，我们应如何应对此类的问题。王磊喜欢看地图，有事没事就捧一本地图指点江山，这小子一直都有抢银行的野心，但抢完银行往哪里躲却犯了愁，所以天天研究地图。李世民是这帮人中唯一一个自费征订刊物的人，他订阅的刊物叫《花花公子》。于是，每月，当邮递员叔叔拿着一个牛皮纸包并把它递到李世民手中的时候，我们寝室的人就再也坐不住了。
演唱会的日子一天天逼近，等我们那天晚上在楼顶吸烟的时候，我们突然发现，时间没有了。我们吸完最后一根烟就决定回去睡觉了，只有马超没走，这小子想多待一会儿，数星星。我知道这小子发春，他从那天宣布和“泪汪儿”恋爱之后就一直是这副熊样，他没和女人谈过恋爱，“泪汪儿”就是他的精神寄托。马超晚上做梦都会喊出“泪汪儿”的名字，可见他已深陷爱的泥沼了。
马超戴着墨镜弹着贝司。戴墨镜本身是没什么，但在晚上那么黑的阴影里就显得很有性格。余亮用绷带把胳膊裹住，像日本漫画书里的打架高手。李世民最好解决，他临上台前折一根粉笔，一个鼻孔眼里插一截。观众很英明，说李世民是猪鼻子插葱装大象，李世民就气得恨不能把他的鼓锤和鼓一起扔下去。我的脚一瘸一拐，后来干脆拄了根棍子就上去了，台下突然静下来，有个哥们儿带头鼓掌，说：“热烈欢迎残疾人艺术团到我校演出！”
鼓掌。
排山倒海。
演唱会相当成功，我们在台上丑态百出，出尽洋相。我说过演唱会之前我们四个人都莫名其妙地受了伤，我们登台，观众就以为是残疾人艺术团来这个学校讨碗饭吃了。我一边拄拐棍一边唱歌，台下的哥们儿就说我在学郑智化，我开口唱的时候倒真的差点儿就唱了这么几句：“苦涩的沙，吹痛脸庞的感觉……”
王磊和佳伟也混在人群里起哄，这俩小子乐得比谁都欢。我在台上演唱了经典曲目《吃拉》，我唱“吃了又拉了，拉了又吃了”，台下就呕吐一片。
我们唱摇滚版《少年先锋队队歌》的时候穿上了白色衬衣，系上我们用非常手段从小朋友的手里“抢”来的红领巾。我们在效仿唐朝的《国际歌》，我们想用一种叛逆的方式否定过去，我们的过去幼稚、善良、单纯，我保留幼稚与善良，对单纯的过去与单纯的自我重新审视。我们唱歌的时候台下突然冒出四个小脑瓜，他们仰着小脸儿瞅着台上的我们，然后用脏兮兮的小手指着我们，异口同声地用稚嫩的童腔喊着：“坏蛋！”正是被我们抢走红领巾的四个小朋友，他们看到了原本属于他们的红领巾，就上火了。
我唱最后一首歌的时候换了服装。我穿了一件绣有牡丹的一条叉开到大腿的旗袍，我的长发披着，遮住我的脸，我穿着高跟鞋，身背吉他，在昏暗的灯光中款款走上高台。我说过我的头发又长又直，曾经被看门的老头视为女人。我那晚回去之后就想到了这个主意，我要扮一个女人，一个身穿旗袍怀抱吉他的女人。我们的音乐是叛逆的，它背叛世俗，背叛所有天赋人赋的条条框框。我要表达的是：一个男人并不仅仅只是一个男人，男人由女人创造，男人应该去寻找那个创造他的女人。我穿的衣服是班里一个同学从家里偷出来的，连同他老妈的高跟鞋和耳坠。我的耳朵挂着一条银灿灿的坠子，我感觉到耳朵上的重量。我的耳洞于我是个误会，现在，我把这个误会延续下去。我的身材不胖，穿上旗袍别有一番情趣，美中不足的是我胸前的肉少了些，远远看去像个高挑的长发披肩的飞机场。
我扔掉拐棍，不再学郑智化。我低着头，头发遮住我的脸，腿从旗袍开的大叉里面露出来，踩着木板发出高跟鞋特有的咯咯声。全场无声。刚才还起哄的观众现在变得异常平静，他们被我的装束吓着了，瞠目结舌，忙着寻找地上的板砖及一切可以扔上台的东西。不管怎么说，我是安安全全地上台了，而且我还活着。接着，灯光大亮，噪音四起，我甩起头发，用声嘶力竭的声音喊着：“我们是一只苍蝇，苍蝇苟苟营营，它让人心烦，也像我们的爱情！”
我不知道我到底唱了些什么，我只知道有些东西从我眼前闪现，是忽明忽暗的灯，是脚底下的木板，是台下的人头攒动，是观众挥舞的拳头，是马超手中的贝司，是余亮额头上的汗珠，是红色高跟鞋的尖头，是李世民雨点般落下的鼓锤，是充满疯狂叫骂的喊声，是绣满玫瑰牡丹的旗袍，是天上人间的灯火通明。
我觉得那一刻，我需要表达，表达我的情绪，表达我的思想，表达我的郁闷，表达我的感伤，表达我心之所想，表达我情之所伤。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，我们对这个世界表达我们的看法，种种美善，种种表达；种种丑恶，种种表达。思想的整齐划一是人文历史的悲哀，在新的世纪里，我们应该有种种属于我们自己的表达。
我们这次演出很成功，成功的意思是说学生疯狂，学校紧张。我的旗袍摇滚在这次演出中声名远播，外校甚至有个同性恋给我写信，说他从小就喜欢男人，说他最大的理想就是给他爱的男人生十几个小人。我给他回一封信，说我从小只喜欢女人不喜欢男人，说我最大的理想就是让我心爱的女人给我生俩小人，而不是十几个。
纯也看了我的演出，她显然不太喜欢我那个造型，她说我在台上像一只穿了旗袍的青蛙。她的意思大概是说我在台上蹦来跳去的，我那晚穿的高跟鞋后来脱了底，我把鞋跟扔给观众。我有一次吃油条，在包油条的报纸上看到一张张国荣的旧照，旧照上的张国荣穿裙子着女装，我就觉得自己是和张国荣一样的艺术家，这才觉得张国荣死得可惜，心中隐隐作痛。
我几乎每晚都会接纯从教学楼回宿舍楼。说“接”只是美其名曰，我其实只想在那个时间去看看她，跟她聊聊天说说话，好像一天不见她不跟她说话就会血液倒流，经脉逆转。我比她高一个年级，几乎天天旷课，而她却是天天有课，夜夜自习。她的班主任我见过，老女人，看到她我就觉得纯没指望了。我仿佛看到一个女希特勒，笔直地伸出右手，睥睨着脚下的子民。
我每晚九点准时出现在纯的自习室门口，她的班长是个作风严谨的人，说九点下自习就是九点，早一分不行，晚一分不许。为了保证万无一失，我每晚必提前半小时等在门前，先是翘首望一望教室中的纯，然后来到走廊，推开窗户，一边喝风一边抽烟。我在那时吃烟成性，烟盒叠起来足成埃菲尔铁塔，我对烟由原来的调戏变成现在的不可自拔。我吸着烟，看着窗外的冥冥黑夜，我想这个世界在这个时刻一定有很多和我一样的人，夹一根烟，等心爱的姑娘。
我吸着烟，幽灵一样在纯的教室门口晃来晃去，像一个掉了两毛钱而打不成酱油的委屈孩子。我的耐性突然变得坚强起来，我喜欢风风火火，毛毛草草，但在这段时间里，我沉默，在黑暗中和我的烟孤独为伴。我一直都在等着什么，“像等着春天的冰，像等着狮子的鹿群，像火药等着火星，像等着子弹的眼睛——我就这么等着我的爱情。”
我站在窗口看着夜间灯火寥落的城市，心中总有一股悲哀，我想我站在这里到底是为了什么，仅仅是纯，或仅仅是爱情。我与纯与蓝海，是一种十分尴尬而又耐人寻味的关系，我从没向纯承诺过什么，纯也没有答应过我什么，我们肩并肩地走着，我的手放进我的裤袋。我们像两列同方向出发的火车，我们互相注视对方，飞速前进，只要有一列火车放弃了速度，就会永远落伍，目送另一列火车的离去。
九点整，下课，教室里的人像顽童口袋里蹦落一地的弹珠滚滚而出。这时，我会把脸背过去，不是我的脸见不得人，我只是不想表现得过于招摇。我躲进阴影里，弹着烟灰。我感觉到人群从我背后走过，笑着，说着，谈一些与她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事。
纯从教室里走出来，一脸盈盈的笑。她有时也会说一些诸如“吸烟折寿”此类的话，她是不赞成我吸烟的，她常说的一句话是“别吸烟了，好吗？”她说“好吗”的时候声音婉约，任何一杆烟枪在纯的面前都会熄火。我吸烟多的时候嗓子会哑，涌出一口口的痰，她在电话里能听得到，问怎么了，我说是感冒，她就认定是我的烟量过大了。她了解我甚于我了解她。她知道我戒不了烟，就会把我的烟抢走，定时定量地发。
我在和纯分手的那天晚上吸了整整一包烟。我先是睡不着，后来坐起，靠着墙，掏出烟，点上。我吸烟的时候宿舍里的兄弟已经睡了。余亮打鼾，王磊磨牙。我在黑暗中吸烟，灼热的烟头似黑暗的眼睛，眨啊眨的。“王梓，”马超说，“给我来根。”马超醒了，坐起来。我把烟扔给他，他塞进嘴里，点上。我们两个人在黑暗中面对面坐着，吸烟，没有说话。男人间的沉默不语，有一种默契，有一种力量。我吸着烟，脑子里什么都不想，我沉默的大部分时间里脑子是空白的，我认为思考是一件很让人头疼的事，上帝让人学会思考，只为了惩罚人类。我后来坐在书桌前，盯着纯给我写的一封信，纯在信的结尾贴了一朵玫瑰花瓣，心状，暗红色。纯在信上说，我送给她的玫瑰花，她一直都存着，先是放在可乐筒里，后来渐渐没了水分，干枯，她就把花瓣包起来，她说会永远珍藏这些花。那是她收到的第一朵玫瑰花。
我是在晚上送纯玫瑰的。我那晚穿了一身黑色中山装。我挑的是花店里最好的玫瑰。最好的玫瑰要含苞，未放，羞涩状，骨朵大，饱满，枝粗，叶嫩。这样的玫瑰放在有水的瓶子里，慢慢开放，一层层向世人展现它的美。我挑花的时候花店老板在旁边笑，说我是个挑花的高手。我选了一朵玫瑰，用黑色塑料袋把花罩住。我那晚故意晚了十分钟去接纯，拎着那个其貌不扬的黑色垃圾袋。她安静地坐在教室里，教室里没有人。我敲了敲门，她回头，笑笑，就跟我走了。
我的黑色垃圾袋果然没有引起纯的任何注意，她对我的扮相倒是很感兴趣。我和纯后来在足球场上散步，我悄悄褪去伪装的垃圾袋，把花放在身后。我做这些事情相当隐蔽，纯丝毫没有察觉。等我把玫瑰抽出来的时候，她吃了一惊，站住，顷刻便倒在我的怀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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